皆以其为蓝本；更广泛传播至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周边诸国，成为东亚古代法制体系的核心蓝本。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（701年）制定的《大宝律令》、朝鲜高丽王朝的《高丽律》、越南李朝的《刑书》，无不以《唐律疏议》为宗，其影响绵延千年，至今仍是研究东亚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文献。
得益于完善公正的律法与宽平审慎的执政理念，永徽一朝的司法风气清明、刑罚宽简、社会安定，全国犯罪率大幅降至唐初最低点。史载，大理寺卿唐临曾向李治奏报狱中情况：天下偌大疆域，四海之内，全国监狱在押囚犯仅五十余人，其中罪至死刑、待终审处决者，仅有区区两人。这一数字即便有所夸张，也足以见得此时天下治安安定、民心归稳、吏治清明，是初唐最为安稳平和的时期。唐临本人以宽仁著称，执法平恕，后官至刑部尚书，其司法风格正是永徽年间"慎刑恤狱"理念的典型代表。
然而，朝堂格局与君主作风，随朝局更迭发生了巨大转变，其转折点便是武则天由后宫走向朝堂。永徽六年（655年），李治不顾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强烈反对，执意废黜王皇后，改立武则天为后，史称"废王立武"。此举表面是后宫之争，实则是李治试图摆脱贞观老臣束缚、加强皇权的政治博弈。随着皇权逐步稳固，以褚遂良、韩瑗为代表的贞观老臣，因反对武则天参政、制衡皇权，接连被构陷罢官、流放边地，甚至含冤赐死——褚遂良贬死爱州（今越南清化），韩瑗死于崖州（今海南琼山），来济死于庭州（今新疆乌鲁木齐），曾经显赫一时的顾命集团土崩瓦解。
自此之后，朝堂再无制衡皇权、敢言直谏的重臣。武则天凭借高宗宠信，逐步参与朝政，形成"二圣临朝"之局；李治虽名义上独掌大权，实则日渐倚重武后，朝纲渐为所移。满朝文武目睹忠臣惨死、直谏获罪，人人心怀畏惧、明哲保身，朝野内外皆以进谏为大忌、以直言为祸端。整整二十年时间，朝堂死寂、无人敢犯颜直谏，君主过失无人匡正、朝政弊端无人指出，贞观、永徽初年的直言政风彻底消亡。史家对此痛心疾首，谓"自褚遂良、韩瑗之死，内外以言为讳，无敢逆意直谏，二十年矣"。
这种万马齐喑的朝堂僵局，一直持续至永淳元年（682年）。彼时天下饥荒遍地、民生疾苦，关中大旱、关东水涝，百姓流离、饿殍载道，而李治不顾百姓死活，执意大兴宫室、筹备封禅泰山，欲以虚文粉饰太平。封禅之举，耗费巨亿，需征发民夫数十万、调集粮草数百万石，于灾年行之，无异于雪上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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