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石，调绢二丈、绵三两，役则二十日，不役则收其庸，每日折绢三尺。但当时天下未一，战乱频仍，此法因战争而未真正实施，仅具条文意义。随着天下一统，社会形势渐趋稳定，均田与租庸调的实施条件日益成熟。李渊于武德七年（624年）四月，"初定均田租、庸、调法"，开始在全国推行租庸调制，并颁布均田令，规定丁男、中男给田一顷，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，八十亩为口分田，老男、笃疾、废疾各给田四十亩，寡妻妾各给田三十亩，工商业者减半，僧道给田若干亩。
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口为基础，以土地为载体的赋役制度，其设计精巧，兼顾国家与农民双方利益。从国家角度讲，它为征税提供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执行标准，"有田则有租，有家则有调，有身则有庸"，税目清晰，征收便利，在唐代前期扩大并稳定了国家税收，有力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；从民众角度看，它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户负担，庸代役的制度使农民有较多时间自主安排生产。由此可见，李渊在位之时创立的租庸调制适应了隋末唐初现实社会，成为唐代前期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，直至建中元年（780年）两税法实行，沿用长达一百五十余年。
唐立国之初，仍然沿用汉代以来通行于世的五铢钱。但隋末战乱，私铸盛行，币制混乱，"钱贱物贵"，严重影响商品流通和财政收支。武德四年（621年）七月，为整治混乱的币制，李渊废隋钱，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，开铸"开元通宝"，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。
"开元通宝"四字，为尚书右仆射欧阳询所书，书体端庄凝重，法度森严。其重量为二铢四絫，约合今四克，十钱为一两，"开元"意为开辟新纪元，"通宝"意为通行宝货。时人认为"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"，轻重适宜，便于流通，"远近甚便之"。开元通宝的使用，使唐代货币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与稳定，终唐之世，铸钱皆以"开元通宝"为文，成为唐代货币的代名词。高宗时一度改铸"乾封泉宝"，但因"谷帛踊贵，商贾不行"，最终复行开元通宝。开元通宝在钱币铸造的形制、重量上成为唐代乃至后世各朝铜钱的范本，其外圆内方的形制，象征天圆地方，影响深远，直至清末机制铜元出现，方告终结。
唐朝建立之后，李渊认为"民禀五常，仁义斯重；士有百行，孝敬为先"，在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惯性的考量中，选择了儒家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。鉴于"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者俱备，故能为利博深"，李渊提出"敦本息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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