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进一步充实国家财政，汉桓帝刘志颁布新的赋税政策，下令全国各郡、国凡是拥有田地的百姓，每一亩田地缴纳十钱的赋税，以此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，支撑国家运转。
在汉桓帝刘志统治期间，东汉的史学修撰工作并未因战乱、灾害而荒废，位于洛阳的东观始终是官方修史的核心场所。伏无忌、黄景、崔寔、边韶、延笃等博学多才、史学功底深厚的大臣，先后奉命在东观主持、参与修史工作。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官方史学成果颇丰，先后编撰完成了《诸王子功臣恩泽侯表》《南单于传》《西羌传》《地理志》，还撰写了孝穆皇帝、孝崇皇帝、顺烈皇后、安思皇后等皇室人物传记，以及《百官表》和顺帝时期功臣孙程等人的传记，系统梳理了东汉的宗室、边疆、地理、官制与功臣史实，为后世研究东汉历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。
汉桓帝刘志本人十分笃信神灵与仙道，对祭祀、礼神之事极为看重，他特意设立华盖，将佛陀，也就是当时所称的浮图，与老子一同供奉，开启了皇室将佛教与道教一同祭祀的先河。在皇帝的推崇与影响之下，民间百姓接触佛教的渠道逐渐增多，信奉佛教的民众也越来越多，这一历史事件也被记载为桓帝祠佛，成为东汉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标志。
延熹二年（公元159年），汉桓帝刘志对朝中重臣进行任免调整，任命大司农黄琼为太尉，光禄大夫祝恬为司徒，大鸿胪盛允为司空，稳固三公中枢架构。与此同时，朝廷正式设立秘书监一职，专门掌管国家的藏书典藏、文献整理与编校工作，这一官职的设立，极大地规范了国家典籍的管理与保护，推动了文化典籍的传承与发展。
延熹九年（公元166年），东汉王朝与遥远的欧洲地区迎来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官方往来。当时，被东汉人称为“大秦”的古罗马帝国，在安敦尼王朝的统治下，派遣使者历经漫长艰险的海路与陆路，长途跋涉抵达东汉都城洛阳，并顺利获得朝见汉桓帝刘志的机会。使者向汉桓帝进献了象牙等象征友好与臣服的珍贵礼品，汉桓帝亦以相应礼仪予以接见与回赠。这一事件，被公认为古代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最早有明确记载、直接且正式的友好往来，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天竺国，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次大陆一带，早在汉和帝在位期间，便曾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洛阳朝贡，与东汉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宗藩与商贸联系。但在汉和帝去世之后，西域地区局势动荡，不少城邦国家反叛东汉，中原与西域乃至南亚诸国的交通一度受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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