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82年2月，维也纳
起诉来得比预想的快。
工厂主协会雇了一个维也纳最好的律师——赫尔曼·韦斯特，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。他曾在好几起诽谤案中为原告赢得巨额赔偿，号称“不败的韦斯特”。费舍尔看到原告律师的名字时，脸色沉了下来。
“这个人很难对付。”他对伊洛娜说，“他不讲道理，只讲法律。法律上，你确实写了‘工人的肺烂了’。这句话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工厂主故意造成的。”
“我有医院的诊断书。”
“诊断书只能证明肺烂了，不能证明是谁的责任。”
“我有工人的证词。”
“工人的证词，法官可以采信，也可以不采信。韦斯特会说工人‘受你煽动，作伪证’。”
伊洛娜沉默了。她知道费舍尔说得对。法律不是讲理的地方，法律是讲证据和程序的地方。她有证据，但程序上，韦斯特可以把她的证据一个一个地打掉。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费舍尔问。
“出庭。说清楚。”
“你说不清楚。法庭上，不是谁声音大谁赢。”
“那谁赢？”
“谁证据硬谁赢。”
伊洛娜走回自己的办公桌，坐下来，把抽屉里的证据全部翻出来——医院的诊断书、工厂的通风记录、工人的证词。她一份一份地看，用红笔标出每一个日期、每一个数字、每一个签名。她要把它们整理成一份无可辩驳的档案。
卡尔打电话来。
“伊洛娜，我帮你请一个律师。”
“不用。我自己来。”
“你自己来？你不是律师。你不懂法律。”
“我懂事实。事实比法律大。”
卡尔叹了口气。“伊洛娜，你太倔了。”
“不是倔。是不想欠人情。”
“这不是人情。这是帮你活下来。你输了，要赔钱。赔不起，要坐牢。坐牢了，你还怎么写？”
伊洛娜握着听筒，没有说话。
“伊洛娜，”卡尔说，“律师我已经请了。他叫弗里茨·诺伊曼，维也纳最好的民法律师。他不要钱。他说他读过你的文章，他支持你。”
伊洛娜的眼泪掉了下来。她没有擦，让它流。
“卡尔，谢谢你。”
“不客气。”
弗里茨·诺伊曼第二天就来了。他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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