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81年11月，维也纳
法院的判决等了整整两个星期。
这两个星期里，伊洛娜没有停笔。她写了第十八篇——《破衣服》，写了第十九篇——《工人的鞋子》，写了第二十篇——《工人的牙齿》。她写道：“工人穿破衣服，补丁摞补丁。工人没有鞋，光着脚走路。工人没有牙，因为吃不起糖，也看不起医生。”每一篇都比上一篇更短，更克制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，钉在纸上，拔不出来。
布伦纳没有再出现。不是因为他放弃了，而是因为他在等——等判决下来。如果伊洛娜输了，他不需要来；如果她赢了，他再来。
费舍尔每天下午都把她叫进办公室，问同一句话：“有消息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紧张吗？”
“不紧张。”
“你在撒谎。”
伊洛娜没有反驳。她确实在撒谎。她紧张。但不是怕输，而是怕赢了之后，那个穿丧服的女人怎么办。她丈夫死了，房东撤了诉，一分钱拿不到。她怎么活？
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卡尔。
卡尔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“伊洛娜，你不是法官。你不能替她判。”
“但我的文章让她告了。她告了，输了，更惨。”
“你的文章只是写了事实。她告，是她的选择。不是你的错。”
“我知道不是我的错。但我觉得……”
“觉得什么？”
“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。”
卡尔叹了口气。“你已经在做了。你在写。写，就是做。”
伊洛娜握着听筒，没有说话。
“伊洛娜，”卡尔说，“你帮不了所有人。但你帮了很多人。那些人，你知道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就够了。”
她挂了电话，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。天快黑了，路灯还没亮，街道上一片昏暗。
她拿起笔，继续写第二十一篇。写工人的脚。她写道：“工人的脚，没有鞋。冬天裂口子，夏天起泡。但工人说，‘有脚就不错了。比没脚强。’”
她没有写“棚子”，没有写“漏雨”，没有写“生病”。她写“脚”。
脚，法律管不着。
判决下来的那天，伊洛娜正在写第二十二篇。
电话响了。她拿起听筒。
“伊洛娜，是我。卡尔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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