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说还能活半年。”
伊洛娜的手一紧。“半年？”
“也许更短。也许更长。医生的话，听听就行。”
“那您……”
“我在写回忆录。”贝尔塔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叠稿纸，“写了三分之一了。想在死之前写完。”
“您不会死的。”
“每个人都会死。”贝尔塔看着她的眼睛，“伊洛娜，你比我年轻，比我有才华，比我勇敢。你不要浪费。”
“浪费什么？”
“浪费你的才华。不要像我一样，一辈子写没人看的报道。要写能改变人的东西。”
“比如什么？”
“比如，一个女人为什么不能当医生？一个工人为什么不能吃饱饭？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开咖啡馆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不在报纸上，在法律里，在制度里。你要写的是——怎么改变法律，怎么改变制度。”
伊洛娜沉默了。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么远。她只是想写真相，想让人们看到真相。但贝尔塔说得对——看到真相之后呢？如果什么都不改变，真相就是一堆废纸。
“贝尔塔，”她说，“我答应您。我会写能改变人的东西。”
“不是为我写的。为那些不能写的人写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贝尔塔笑了。她的笑容很疲惫，但很真。
“伊洛娜，”她说，“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记者。”
“我才当了一年。”
“时间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有一颗不妥协的心。”
伊洛娜低下头，眼泪掉在贝尔塔的手背上。
贝尔塔没有擦。她只是让那些眼泪流着，像雨水落在干涸的土地上。
的里雅斯特的冬天不像维也纳那么冷，但风很大。
莱奥站在炮台的围墙上，大衣被风吹得像一面旗子。他手里拿着一封信——是伊洛娜写来的。信上说，贝尔塔病了，可能活不过春天。她说她很害怕，不是怕死亡，而是怕“来不及”。
“来不及做什么？”莱奥问自己。
信上没有写。但他猜得到——来不及说真话，来不及改变什么，来不及爱一个人。
他把信折好，放进口袋，然后去找马蒂奇。
“军士长，你说过，你在这待了二十年。”
“对。”
“你有没有后悔过？”
马蒂奇想了想。“后悔过。但后悔没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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