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接着，更多的“考古发现”开始浮出水面。
某个地方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，被“重新发现”了一份明代的地方志。
在这份地方志的“人物志”篇章中，有一段简短的记载：“吴铭，邑人，洪武年生，永乐初从郑和使西洋，屡有功，授百户。”
这段文字被拍成照片，在网络上广泛传播。
有人质疑这份地方志的真伪，但质疑声很快被淹没在更大的声浪中。
因为紧接着，第二份、第三份、第四份以及更多的“文献”相继出现。
有的是私人藏书中的批注，有的是族谱中的记载，有的是地方志中的只言片语。
这些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，来自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、不同的载体。
但它们指向同一个结论——吴铭，确有其人。
郑和船队中，确实有过这样一个百户军官。
至于这些文献是“重新发现”的还是“重新创造”的，没有人去深究。
因为每一份文献都有出处、有来源、有保管单位的盖章，程序上无可挑剔。
这就是夏国的优势，上下五千年的历史，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，庞大而复杂的档案体系。
在这个体系里，“发现”一份文献，和“创造”一份文献之间的界限，有时候连专家都分不清楚。
第二波火力，来自历史学界。
如果说考古专家提供的是“证据”，那么历史专家提供的则是“论证”。
一个由多位知名历史学者组成的“专家团”，开始在各大媒体平台上发声。
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切入点——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。
“郑和七下西洋，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，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。”
一位头发花白的历史教授在访谈节目中侃侃而谈，“永乐年间的夏国，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力量，郑和船队的规模和航程，远远超出后人的想象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永乐皇帝对有功人员进行封赏，赐予土地和爵位，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的。”
另一位学者从边疆政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：“大明一朝的边疆政策中，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叫做‘羁縻’。对于远方的土地，朝廷不直接设官治理，而是通过册封当地首领或派遣有功将领世守其地，达到‘以夷制夷’的目的。永乐皇帝将非洲的土地赐予有功将领作为世袭封地，符合明朝的边疆政策逻辑。西极都督府的设立，很可能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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