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起。
她只是收拾了行李——一个编织袋，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双拖鞋——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硬座票，回来了。
回来之后，她在县城找了三份工作。
第一份是超市理货员，干了一周，老板说她手太慢，辞了。
第二份是饭店洗碗工，干了四天，手上的旧伤口裂开了，血混在洗洁精里，疼得握不住碗。第三份没找到。
然后她听说了陈峰的厂。
四千二。
她慢慢坐起来，把枕头底下的手机又拿出来。不是看短信，是打开计算器。
房租，四百。水电，大概六十。吃饭，省着点，一天十五，一个月四百五。手机话费，最低档，十八。
加起来，九百二十八。
四千二减掉九百二，剩三千三。
三千三百五十六块。
这个数字在计算器的屏幕上亮着，她盯着看了很久。
屏幕上的数字是黑色的，背景是白色的，干干净净，像是印在纸上的。
但它不是白条。它是银行短信，是真的到了卡里的钱，是她现在就可以去ATM机上取出来的、一张一张数得着的钱。
她想起在深圳的时候，每个月发了工资——如果能发的话——她会把钱分成四份。
房租一份，吃饭一份，寄回家一份，剩下的存起来。
存的那份永远最少，有时候只有两三百块，有时候一分都剩不下。
三千三。
她可以寄一千回家。妈的膝盖不好，去年冬天疼得下不了床，一直说要去县医院看看，一直没去。
挂号费加拍片子，大概三四百。剩下的给妈买件厚衣服，青泽县的冬天冷，妈的那件棉袄穿了六年，袖口的棉花都秃了。
寄完一千，还剩两千三。
两千三。
她可以存起来，存着，一个月一个月地存，存到年底，大概能有一万。
一万块。
她上一次拥有一万块，是什么时候？
她想不起来了，也许从来没有过。
沈娜把计算器关掉，把手机放在床头。她下了床，趿拉着拖鞋走到窗前。
窗户外面是一条窄巷子，对面是另一栋出租楼的墙壁，灰扑扑的，墙根长了一丛不知名的草，顶着几朵小黄花，在没有风的下午纹丝不动。
她站在窗前，抬起手，看了看自己的手指。
两块创可贴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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