像无数声叹息。
这就是1987年的中国文坛：伤痕文学的余波未平，反思文学方兴未艾，一种更偏激的、全盘否定当下的思潮正在滋生。
许多作家、知识分子、甚至大学生，都在用一种近乎绝望的眼光审视这个国家。
他们看到创伤，看到落后，看到不完美，于是得出结论：一切都是错的，一切都是灰暗的。
这种情绪在校园里同样弥漫。
刚才回宿舍的路上，他听到的不仅是同学对战士的轻视，还有更刺耳的议论：
“听说日本的大学生，宿舍有空调，实验室设备都是最新的。”
“要是能出国就好了，离开这个穷地方。”
“国内有什么好？连本像样的哲学书都买不到。”
周卿云理解这种情绪：这个国家刚从动荡中走出，百废待兴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真实存在。
年轻人有迷茫、有不满、有对更广阔世界的向往，这很正常。
但理解不代表认同。
因为他知道未来。
知道这个国家将以怎样惊人的速度追赶上来，知道那些在泥泞中前行的父辈将创造出怎样的奇迹，知道无数普通人的奋斗将如何改变这片土地的面貌。
他也知道，文学不应该只是揭露伤口，还应该给予疗愈的希望；不应该只是控诉黑暗，还应该点亮前行的光。
一个想法在他心中逐渐清晰、坚定。
他要写一篇不一样的文章。
不是伤痕，不是批判，不是沉浸在个人苦难中。
而是一篇昂扬的、充满希望和力量的文章。
写这个时代普通人的奋斗，写那些在艰难中依然仰望星空的人，写这个国家虽然步履蹒跚却从未停止的前行。
标题在他心中渐渐浮现：《星光下的赶路人》。
主题是关于奋斗，关于坚守，关于在漫漫长夜中依然相信黎明的人。
这篇文章，他不投《萌芽》了。
青年刊物承载不了这样的重量。
他要投《上海文学》，这个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影响力的平台，这个更能触及时代脉搏的地方。
如果《向南的车票》是个人成长的记录，那么《星光下的赶路人》就是对一代人精神面貌的刻画。
这个想法让他心潮澎湃。
他从书包里拿出稿纸和钢笔，但笔尖悬在纸面上方，迟迟没有落下。
写这样的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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