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根毛线亦织不出。”
“草民受朝廷之恩，今朝廷用兵，草民无力上阵杀敌，几件衣裳还出得起。”
此事传开，长安城中数十家织坊纷纷效仿，或捐毛衣，或捐棉布，或捐银钱。
至九月初三统计，各方所捐毛衣棉衣合计四千余件，钱折铜钱一万三千贯。
昔孟子云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”
仲永者，穷时不坠青云之志，达后不忘报国之恩。
以一介布衣而成一方富商，复以商贾之利反哺家国之需。
此非仲永一人之功也。
新政以来，百业兴旺，工商并举，朝廷广开言路，科学院不吝授技，社学遍于乡里，恩科取士不拘一格。
自贞观九年以降，似仲永者不知凡几——有农家子录入科技大学者，有铁匠开工坊而成富户者，有识字不多之老农种仙粮而衣食无忧者。
然则天下何以至此？
盖因朝廷有以民为本之策也，政务院革故鼎新，务求实效，科学院格物致知，惠泽四方，陛下虚怀若谷，纳谏如流，自上而下，风气为之一变。
仲永之一步，实万千百姓之一步也。
一人兴则一家兴，一家兴则一里兴，一里兴则一县兴，积县而成道，积道而成天下。
此所谓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食以业为先”者也。
愿天下之仲永者，皆能得其所，尽其才，报其恩。
大唐之盛，不在金殿之高，而在草庐之暖。
——《大唐日报》记者张安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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